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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一　納中華入台灣（王德威）
序二　黃土地與藍海洋（陳怡蓁）
自序

1949論
1949的禮讚
歷史災難與文化傳播
歷史災難與歷史機會
1949與新儒家
中華民國與後1949
不只是苦難的故事

1949與民國學術
1949大分裂與新漢華人文知識的再編成
東亞視座下的台台灣人文科學
尚未謝幕的謝幕語
在台灣談中華文化
台灣的創造力與中華文化夢
在民國思考「民國學術」
儒家的現代性？

1949與兩岸儒學
在台儒家與渡台儒家
兩岸三地：新中國與新台灣
瀛島百年一任公
二二八百年祭
辛志平、鄭成功與能久親王
趙老！趙老！

1949與清華大學
為什麼是清華
清華與民國熱
留待後人補
清華門的番茉莉

序一（節錄）

納中華入台灣

　　楊儒賓教授是台灣思想與文化史界最重要的學者之一，對新儒學的研究尤其受到重視。在甲午戰爭一百二十週年他推出《1949禮讚》，作為回顧台灣歷史、縱觀中華文化的反省。這是一本奇書，選在此刻島上如此躁鬱不安的時機出版，尤其意味深長。

　　一九四九是個危機四伏的年分。這一年共產黨席捲大陸，成立人民共和國。國民黨退守台灣，延續了民國命脈。兩岸自此對峙，時至今日，仍然無解。一九四九也是充滿創傷的年分。六十萬國軍殘兵敗將退守台灣，近百萬大陸難民倉皇奔逃海外。而島上人民在二二八的劇烈考驗後，短短時間又被拋入另一波戒嚴戡亂的狂潮中。恰與人民共和國的論述相反，一九四九帶給我們的聯想是失敗、離散、恥辱與憂患。

　　楊儒賓教授理解這些關於一九四九的記憶，卻另闢蹊徑，提出不同看法。他要為一九四九貫注正能量。他認為，一九四九年所帶來的遷徙與暴虐固然血跡斑斑，但從大歷史角度看，台灣因緣際會，卻成為華族文化最近一次「南渡」的終點。永嘉、靖康、南明，無不是分崩離析的時代，但北方氏族庶民大舉南遷，帶來族群交匯，文化重整，終使得南方文明精采紛呈，以致凌駕北方。

　　台灣在非常時期，承擔了不可能的任務：不但接納了北方的軍民，也吸收了各種知識、文化資源。自由主義的民主思考，儒家的禮樂憧憬，還有殖民地時期的摩登文化在此相互激盪。即使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裡，有識之士不分本土外來，持續他們的理念與堅持，多少年後，才有了今天眾聲喧譁的局面。楊儒賓因此反問，如果沒有了一九四九，沒有了台灣，今天以共產黨統領的「中國」文化，還剩下了什麼？

　　台灣政治在太陽花運動後有了大翻轉。在反中成為時尚的此刻，本土的愛台的楊儒賓無疑干冒大不韙，寫出統獨兩面都不討好的文字。他至少觸犯了三項禁忌。他「禮讚」一九四九，推崇台灣作為「南渡」文化的終點，儼然將台灣置於大中國歷史的脈絡裡。這令死守台灣「主體性」的忠臣義士們情何以堪？其次，楊儒賓認為中華民國政權縱有千般不是，但為台灣作為政治實體的國家觀念、主權意識、文化傳承帶來基礎，即使以反面教材視之，依然有其貢獻。這樣的論點中共政權必然側目以對，獨派人士更要興是可忍、孰不可忍之怒。同樣引起爭議的是，楊儒賓強調儒家所蘊涵的人文願景及「東亞民主」模式，因為一九四九以後的台灣，有了綻放的可能。對此奉行種種時新主義的同僚要斥為保守，而在「孔子學院」氾濫全球的今天，他的立場也似乎左支右絀。

　　但細讀《1949禮讚》，讀者會發覺楊儒賓的論述遠較上述複雜。我們可以挑戰他的論點，但無從忽視他的用心。越俎代庖，我對上述論點有如下三點理解以及辯難。

　　楊儒賓談一九四九與「南渡」，批判者可以視為對他大中國文化的效忠，殊不知這些批判者自己才是最效忠「中國」的一群人。他們眼中只看到一以貫之的中國，並且無限放大，因此也無從擺脫愛恨交加的情結。楊儒賓提供的視野，與其說強調「中國」傳統的賡續性，不如說是提醒「中國」傳統的斷裂性。作為國家政治實體，「中國」是現代的發明，歷史不過一百多年；作為一種文明衍生的過程，「中國」的駁雜與裂變千百年來未曾停止。

　　我認為「南渡」作為事件，本身已經帶來歷史、文化、政治的質變。如果「南渡」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，就隱含了中華文化內部衍異、斷裂，寄生，再生，甚或滅絕的可能。楊教授批評者，不論紅藍綠，困於古典的一統史觀，不願也不能耐心看待這一論述的顛覆意義。許倬雲、葛兆光等學者近年一再提出華夏文明內，華與夷、漢與胡的此消彼長，自古已然。五胡亂華、永嘉之亂後，中國北方有四百年由胡人統治，華夷混雜自不待言，而南下漢人對南方種族文明的吸收或融入，不斷產生奇花異果。靖康之難以後，南北人口大遷徙，南方氣象一新，北方燕雲十六州等地則有八百年不屬華夏「正朔」。更不提蒙元和滿清「外來政權」對整個大陸的統治。

　　當彼岸大一統論述鋪天蓋地而來時，楊儒賓思考大一統的對立面。這一對立面裡有多少朝代、「國家」、種族和文化興衰起滅，懶人包版統獨論哪裡願意正視？在一九四九這樣的時間點，歷史陷落，政權遞嬗，楊儒賓看到中華文明──或他所謂漢華文明──又一次轉型。血腥苦難的代價已經付出，後之來者除了銘記、檢討創傷與不義，也更要化危機為契機。這是楊的願景，也是他解釋，與解構，大中國史觀的方法。

　　與此同時，楊教授一片菩薩心腸，遮蔽了「南渡」的陰暗面：歷史上南朝的命運多半不堪。遠的不說，一六四五年，當清軍已經兵臨南京城下，南明弘光帝小朝廷還在酣暢淋漓的黨爭內鬥。鄭成功獨力開台不過三代，就被自己的子孫送交「清領」。歷史的詭譎恰在這裡，知識分子的願景和政治現實之間的齟齬從來如此。

　　這就帶到楊儒賓面對中華民國與一九四九的態度。中華民國是現代「中國」的肇始者。如識者所論，這一政權一方面推翻封建皇權，卻也繼承其領土主權與政治合法性；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延續這一矛盾。一九四九年國民黨迫遷台灣，風雨飄搖中對政權的保衛不遺餘力。七十年代後，共和國進入國際舞台，民國的正統性愈益受到挑戰，何況島上自決意識的興起。過去二十年來歷經統獨攻防，「台灣」必也正名乎的口號甚囂塵上，「中華民國」已經被幽靈化。
序二（節錄）

黃土地與藍海洋

　　楊儒賓是我的大學同學，我們這一班至今仍然時相往還，親愛精誠。同學們嬉笑怒罵，挖苦打鬧，從不避嫌。然而對外人，我們都羞於承認是儒賓的同班同學，不是為怕他滿頭白髮洩露了共同的年齡機密，而是唯恐別人誤以為我們的學問都跟他一樣好。

　　儒賓以第一志願考入台大中文系，早有青雲之志，數十年教書研究從不改其樂。從楚辭、老莊、易經，到瑞士心理學家卡爾．容格，他研究的範圍何其深廣，旁徵博引，總能以獨到的創見啟迪人心。我雖然老愛打趣他、捉弄他、跟他抬槓，其實偷偷認真拜讀他的論文，當真是「我腹無才，得三分之教，茅塞頓開」。

　　近日他忽然傳來一疊論文，說即將出書，囑我作序。這次的議題更具爭議性，竟是才不過一甲子之前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。

　　我雖常為人作序，卻多是吳儂軟語，隨興而作。為「一九四九論」這樣擲地有聲的論述作序，深知自不量力。但是捨不得放棄沾光的機會，再說既然另有重量級學者王德威作序，我的序自然不足為觀，也就不必羞慚，因此大膽承應，同時決定保持軟語本色，也好讓人知道同學不一定同才。

　　說到一九四九，通常我們想到的是「撤退」、「遷台」、「毋忘在莒」這樣帶著創傷的字眼，儒賓卻別出心裁、隆重地用了「禮讚」。

　　他聚焦一九四九年，卻如鯤魚化大鵬，翱翔於歷史的縱長與雲空的廣袤之間，將我們帶向不一樣的視角，看見不一樣的一九四九。

　　先看那片黃土地。千年的歷史是千年的流徙，自從永嘉、靖康、南明以來，漢民族早就不斷南遷，台灣或許可以說是遷徙的最後一站。

　　再看這片藍海洋、海洋上最美麗的福爾摩沙島。四百年的歷史是四百年的海納百川。不斷接納著四海而來的移民，最關鍵的是一六六一年鄭成功驅荷入駐，一八九五年日人據台，然後就是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敗退入台。

　　黃土地與藍海島嶼的接榫原來竟是既定的走向，也是必然的命運。

　　對島嶼來說，每一次的移民潮，都可視為一種入侵，帶著不可避免的威嚇，甚至改朝換代的傷痛。一九四九從政治面來看苦難從未間斷，高壓統治、二二八、白色恐怖，誰言容易忘懷？但是如果抽離政治，換個角度從文化面來看，島嶼的收穫卻是無與倫比的璀璨輝煌：大批的文官、學者、作家、藝術家、教育家，帶著深厚的文化根柢以及敗戰後的省思而來。為了維持法統而建立的故宮博物院、中央研究院、中央圖書館等等，意外地使台灣從偏安一嶼的閩南文化、殖民文化，躍升而為中華文化的主流，進而擴張影響到南亞，立足世界而無愧。

　　此所以儒賓要「禮讚一九四九」！

　　作為同學的我，卻不免要擔心，出身中台灣農家，任教於清華大學，又曾投身反對運動，儒賓的「禮讚」難道不怕背負「賣台」的恥笑嗎？所幸書中蘊藏在禮讚背後的，是一片顯見的苦心孤詣，他細述災難帶來的歷史機會，更肯定台灣本土的創造力。一介書生耿耿直言，但求有益民主社會，無愧歷史長流，雖千萬人吾往矣！

　　移民固然帶來豐厚的文化資產，然而如果不是台灣人民本性的堅忍寬厚；如果不是暗自茁壯在日本侵略之下的台灣漢文化；如果不是長期的接納所養成的胸襟與胃口，怎麼可能承載得起這樣突然而至的大量、重量又多省多樣的移民？怎麼可能消化得下這樣滿漢全席的文化饗宴？
自序（節錄）

　　這本書本來是為作者個人而寫的，沒有成書的預期，它只是個人尋找自我定位的紀錄。身處八方風雨交會的島嶼，不管是個人的或是社會整體的方向，都不是那麼容易摸索出來的。我先是心虛地反思詰責，獨白式地自我與自我對話；接著或正經或不正經地將個人的反思化為群議的話題，有人贊成，自然也有人反對；然後因緣聚會，遂有文字。

　　有了短文，對自己已有交代。這些短文如果能靜躺於期刊或電腦中，以八千歲為春，以八千歲為秋，本無不可。書內的文字多是常識之言，常識到日常空氣的程度，沒有什麼好張皇的。但我們這個島嶼有些特別，常識通常特別缺乏。有些朋友看了書中的一兩篇短文，頗有感，認為我的常識不見得那麼「常」，「識」至少是見仁見智，但島嶼上應當有此一論，借以中和空氣中一種過度炙熱的有識之見。

　　作者生在冷戰形成不久的年代，距離一九四九大撤退不過七年，我們這個年代成長的人是呼吸冷戰時期「不沉的航空母艦」上的空氣以建構主體的。「不沉的航空母艦」是冷戰時期西方國家對台灣的想像，也是台灣當局時常用以自我安慰的咒語。在一次聊天中，一位政大哲學系的朋友說道：「我們這一代的人的生命是有共性的，大家閱讀廣文書局的一些新儒家文字、商務印書館的一些錢穆著作、慧日講堂的一些印順佛學、志文出版社的西方翻譯、水牛出版社的存在主義文本。接著是進入大學後的戒嚴法鬆懈時期，我們從黨外雜誌獲得課堂上學不到的知識，我們從台大、師大附近的書攤，獲得課堂上學不到的另一批左派的知識。於是平靜的知識基盤開始搖動，接著世界觀動搖，然後是懷著各種不徹底而聊可自贖的心情進行反叛。」

　　這位朋友說得很實在，我與周遭不少朋友都依循這樣的軌道長出了自我。我們這群在後一九四九大分裂時代生長的人別無選擇地，被命運狠甩在東西衝突與古今交會的銜接點上。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與框住我們生命的世界一起演變，時代的浪潮推著我們穿越蔣中正、蔣經國、李登輝、陳水扁，以至即將被穿越的馬英九的時代。然後少年子弟江湖老，憤青被流光帶入哀樂交集的中老年。

　　我們成長的共性是我們行動的原點，它框住了我們的視野，框住既表示具體化，也表示限制。不知從何時起，或許從國會全面改選後，我覺得自己已不需要耗神在偉大的政治議題，人生大有事在。但反而在政治熱退燒後，竟開始懷疑自己到底對台灣了解多少？懸疑逼出通路，我的撤退反而導向了另一種方式的進入，我逐漸相信內藤湖南的「文明遷移說」有相當的解釋力道，台灣可能是漢文化南移在地理上的終點站，而一九四九則是漢人南遷在歷史上最後的一波。很湊巧地，我的結論在姚嘉文律師於獄中撰寫的《台灣七色記》裡找到了印證──雖然姚律師可能不贊成這本書的論點。

　　本書原來以「1994論」命名。劉勰說：文體的「論」字意指「述經敘理」，高頭講章，莊嚴得很。本書如何能論？思考再三，乃易今名。筆者當初所以想加「論」字，只是表示此書確實代表一種史觀，一種與個人存在的價值觀息息相扣的視野。書中論：一九四九是中國史上第三波具有深刻歷史意義的大移民潮；是台灣史上最關鍵的年分；民國學術是台灣學術的骨幹；台灣的存在對整體華人文化有獨特的意義，若此總總，信者自信，疑者自疑，歷史解釋總是橫看成嶺側成峰，沒什麼不可以論的，也很難說服別人自己的拙見到底有何卓見。但竊以為台灣輿論輿圖上若少掉此段議論，總是遺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