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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鴉片戰爭，在今天的中國被型塑為「百年民族屈辱」的開端，在西方則是「打開」封閉古老帝國的象徵。民族主義中國和大英帝國的意識形態掩藏了它的真相，它實際上卻是一齣過勞的滿洲皇帝、虛假將軍和務實通敵者共同演出的悲喜劇。對它的政治和文化詮釋，既影響了現代中國的發展，更為二十一世紀中英關係灑下不安的陰影。

　　整個戰爭衝突歷時長久，從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〇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，到一八五六至一八六〇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。作者藍詩玲的獨到之處是，她利用豐富的中英文資料，包括歷史文獻、文學作品、紀錄片，以及英國參戰者的回憶錄等等，從戰爭本身的戲劇化入手，探討了當事人對鴉片的看法及戰爭的原因、過程和結果。

　　英國人相信戰爭是個義舉，能讓兩國建立平等關係，貿易自由化，並為中國人民打敗腐敗的官僚。一八三九年十月，英國內閣會議表決，要開打第一次鴉片戰爭。和我們今天的認知相異的是，在中華帝國方面，上自皇帝，下至地方官員，都視之為南方邊疆的小型騷亂、或外國商人抗議地方官府的不公待遇。由於官僚無能，軍事失誤，政治投機和通敵，最後被迫與英國簽定兩個條約。

　　總之，作者筆下的鴉片戰爭，是個充滿荒謬、滿是誤解、無能和妥協的奇怪故事。然而在過去一百七十年裡，它被誇大，竟然成為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建國神話：從孫中山到蔣介石，尤其是毛澤東，共同將之塑造成西方用鴉片和炮艦摧毀國家的陰謀，及中國人為此屈辱展開的百年鬥爭（一八四二到一九四九）。

　　只有理解對鴉片戰爭的解釋如何脫離了歷史語境，才能解開中國新史學的關鍵要素：即什麼是中國？中國如何建構。因此，鴉片這種當時並不沒有簡單視為毒品的東西，最後混成一劑建國夢想。至今，這場戰爭依舊潛伏在中國人的潛意識裡，在自尊心和受害者心態之間保持張力。以至於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後，新的民族主義依附著鴉片戰爭的幽靈，再次占據公眾記憶、困擾新時代的中西關係。

　　藍詩玲並非只是檢討中國，她指出，鴉片戰爭也塑造了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精神：愛國主義、自由貿易和基督教精神，正是這些成就了強大的日不落帝國。而為了賦予這場戰爭的道德性，英國人將中華帝國描繪成一個輸出毒品與黃禍，隨時要毀滅西方文化的邪惡帝國。而現在，和中國人相反，英國人將這場戰爭遺忘。這樣的情形——妄想和偏見——則繼續困擾中國與現代西方的關係，出現許多誤判。

國際書評

　　◎ 作者藍詩玲是一位天分極高的說故事人，她深刻了解中國與國外對鴉片戰爭敘述的差異。她充分利用這兩項優勢，在這部著作中描寫鴉片戰爭，提供讀者對此十九世紀歷史的關鍵經歷一個全新的視角。這本書具有高度可讀性，始終發人深省。——Jeffrey Wasserstrom，歷史學家

　　◎ 近年來了解大英帝國及中國在鴉片戰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著作之一。……這也是一本神話剋星級的著作。藍詩玲使用豐富的中國和英國的資料來描述鴉片戰爭。在作者的筆下，鴉片戰爭是一場比中、英兩邊意識形態的對立還更加混亂有趣的悲喜劇。——Rana Mitter，英國現代中國史學家，《被遺忘的盟友》作者

　　◎ 本書的主要價值在於以更大的角度出發，更有針對性的研究中英關係中重要的篇章。——Xavier Paulès，法國現代中國史學家

　　◎ 本書作者藍詩玲善於利用來自中國及西方的歷史資料，翔實地描述第一次鴉片戰爭。對於那些讓西方人難以了解的中國的文化差異，以及對中國人來說難以理解的西方文化差異，她游刃有餘。——Bernard Porter，英國帝國史學家

　　◎ 藍詩玲筆下清晰的描述讓這段歷史高潮迭起，足以證明她高超的寫作技巧。……藍詩玲對當代中國文化的觀察敏銳，追溯了鴉片戰爭結束後的發展，探索從十九世紀到現在中英兩國如何紀念鴉片戰爭的方式。——華爾街日報

　　◎ 對中國為什麼這麽行為有興趣的西方人應該閱讀《鴉片戰爭》。希望能夠獲得對自己的歷史更平衡的觀點的中國讀者，更應該閱讀本書。——經濟學人

作者簡介

藍詩玲 Julia Lovell

　　藍詩玲是一位作家、翻譯家和學者。在倫敦大學教授中國歷史和文學。她的著作《長城：中國對抗世界，公元前1000年─公元2000年》在十八個國家出版。她將張愛玲、魯迅等人的重要作品完整譯成英文。她也為《紐約時報》、《經濟學人》和《衛報》的文學副刊撰文。

譯者簡介

潘勛

　　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，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研究生。曾任中國時報國際新聞中心的撰述委員。譯有《富強之路：從慈禧開始的長征》、《性的歷史》、《野心時代》、《達文西密碼大揭密》、《微趨勢》等書。合譯有《西方憑什麼》、《活出歷史：希拉蕊回憶錄》、《一中帝國大夢》、《我的人生：柯林頓回憶錄》、《世界是平的》、《歐巴馬勇往直前》等書。

第一章 鴉片與中國

請思忖一張帝國末期中國鴉片煙民的照片。在那張很傳神的照片裡，兩名男子斜躺在臥榻上，身著提花、有襯裡的絲質長袍。其中一人手攬著一名年輕女子，而女子斜躺在他身上（看來有一絲不舒服──或許是抽大煙者瞅著她，也可能是因為相機的關係。）兩男頸靠在床頭板，視線往下盯著相機；眼睛半瞇，嘴巴無表情。（不知何故，煙民之一湊巧拿著一隻模型狗。）即使到今天，化學合成麻藥讓鴉片顯得溫和；而攝影家布拉塞拍攝下的巴黎前衛人士，讓這種毒品的形像大改，較像是浪蕩文人的優雅時尚，但那幅晚清照片還是讓人有幾許不舒服；舉個例子，拿一張兩個白人酒鬼的相片來比，感覺更是如此，即便那對煙民顯然生活優裕，不會沉溺於極端惡事。或許是現代人看來，躺在那裡嗑你最愛的毒品，總之顯得格外墮落，這種懶散狀態很不像話。然而煙民回頭，透過（我們想像中）吸毒而迷茫的雙眼，平靜地看著我們，他們似乎並不服氣：「我們是故意、快樂地吸食到自己與世相忘。這礙著你什麼了嗎？」

我們的政治再怎麼開放，還是難免對吸食鴉片採取道德及科學兼有的偏見，而偏見在西方（與中國）是自一百多年前開始累積起來的；把鴉片打造成不祥的罪孽，是社會上墮落或是專幹壞事的人才喜歡做的事。除了是一種恥辱以外，將吸食鴉片標籤化其實還顯現出更深沉的社會現象：而這個現象在西方傳教士及醫療意見還沒出現之前，在整個十九世紀廣獲辯論，接下來中國政府決定，譴責國內吸食鴉片的嗜好是病態、不正常的──是舉國自制力生了病，國家一切麻煩的根基都在於此。

不管在中國還是在英國，鴉片的轉變都是令人稱奇的，後來在一八四○年代初期，兩國還以它之名打了一仗。鴉片在中、英兩國一開始都是洋藥（分別來自印度、土耳其），十九世紀期間也都落地生根，只是接下來──在同一世紀末期──被當成外來毒藥，嚴厲驅趕出境。十九世紀大多數時候，除了認定鴉片能止痛以外，不管大眾或醫學專家的意見皆莫衷一是。它的傷害性比酒精更大還是更小？服用的人會獸性大發嗎？